以高质量经济活动推进高质量发展_投资

时间:2019-10-06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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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666

    

  【光明·学术笔谈】

  本期主题: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如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任务。为此,本刊特邀请专家围绕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从追求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三个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探讨。

  高质量经济活动及其作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衡量经济发展好坏,不是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而是要看有没有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的本质,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率提高、实际工资提高从而需求提高,以及利润提高从而投资和积累提高之间的良性循环。其循环机理是: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实际工资的提高,实际工资的提高带来了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储蓄,同时也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乐恩特教育提高,因为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资本会更倾向于替代劳动,加大设备投资以图提高产出—资本比,而实际工资提高带来的更大的需求又有助于产品销售和利润实现,从而有利于积累的实现和更高的投资,这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累积因果循环的过程中,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国民实际收入水平都得以逐步提高。

  存在这种良性循环机制的经济活动,被称为高质量活动(High quality activity)。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选择了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经济增长具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 specific),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产业带动效应、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和更宽广的创新范围,不仅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而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最终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生产率、资本积累和实际工资水平三者的共同增长。

  衡量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关键标准,首先就在于这种经济活动是否具有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如果某类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那么在生产率从低到高的进步过程中,将产生广泛的产业带动效应以及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其次在于此类经济活动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具有更大的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直接影响高质量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而且通过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需求,也会对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产生很强的工资带动效应,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实际工资增长。最后,也最为关键的是,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包容性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从业人员和政府部门,都将从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中获益,缺乏任何一种收益的支持,这种良性循环都将会被打破。

  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特定性

  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和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以及国家和地区规模、结构的差异,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即,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特定性。

  首先,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具有特定性。高质量经济活动不是一种产业、一个行业、一个产品,而是一组可以协同发展的产业活动。单独一个行业并不足以支撑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利润、工资和生产率的协同增长,对大国、大的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对于较小的经济体而言,即使其国内缺乏足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无法在国内形成足够的部门间市场,但凭借某一个或少量的部门甚至产品的竞争优势,仍有可能带动该经济体实现国民实际工资的提升。

  高质量经济活动之所以对规模和结构有着特定要求,是因为:

  第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结构对外溢效应和协同效应的广度和深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启动和维系良性循环的部门生产率进步空间大,但同时也需要相当广泛的支持部门,才能形成范围更大的外溢效应和更强的协同效应,这一过程的持久性和广泛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之间的匹配性,产品创新提供新的使用价值或新的生产资料,过程创新则直接提高生产率,如果一种产品创新能导致更多部门的过程创新,就会形成更为持久和更为广泛的生产率改进,这就要求产品创新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如材料、动力、能源等;二是不同部门的过程创新或组织创新的通用性,一个领域里生产率较高的技术或组织形态,如果可以被用于多个领域并提高生产率,就可以产生更为广泛、持久的生产率溢出,如流水线、平台组织形态等。

  第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对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生产率提升快的部门需要其他部门的“引致需求”拉动自身创新,同时也反过来对生产率提升慢的部门产生扩散,最终在更大范围内起到提升生产率的作用。另一方面,实际工资的提升也依赖于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劳动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的从业者往往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更有能力消费劳动生产率较低、进步较慢的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让这些部门的从业者的收入增加。这就需要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的效应。简言之,生产率—利润—工资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强度和持续程度,取决于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占有的份额。如果高质量经济活动不足以通过产业协同和技术外溢效应带来普遍的生产率改进和实际工资提升,那么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就都有待优化和改进。

  其次,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历史特定性。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浪潮都对应着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高质量经济活动选择和不同的成功之路。无视这种特定性,照搬照抄曾经成功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无疑是行不通的。例如,在全球价值链兴起之前,产品间分工和产品间贸易是全球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的主要特征,通过实施逆向工程,在关键产品生产上取得竞争优势,就可以捕捉住高质量经济活动;但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猛发展,模块化生产和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主要特征,国际贸易中的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占比日益提高,这在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的同时,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攀升的难度。此种变化下,不能只根据产品去模仿成功国家之前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必须通过价值链的提升来推进高质量经济活动。

  如何推进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

  实现高质量经济活动绝非易事,它需要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持,更需要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

  一是需要坚持以生产性活动为主导。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培育、发展和持续本身,是一个经济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并存的过程。旧经济结构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寻租和投机等非生产性活动的干扰,都会阻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培育和发展。在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既不会刻意追求共享性和包容性的增长,也不会主动寻求实际工资的提升。资本的动机只取决于利润预期,如果存在更高的投机利润,生产性资本也会脱离对生产性活动的再投资,从而使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良性循环中断。历史地看,无论是工业化的先行国家,还是成功的后发赶超国家,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滞,引导社会资源趋向生产性和创造性活动,是这些国家能够在经济上获取成功的重要原因。

  能否始终保持社会趋向于生产性活动,避免非生产性活动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国家是启动、推进和维系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关键力量所在,不仅是推动者和组织者,也是打破利益集团阻碍、引导和保障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的积极行动者。为了保障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持续性,国家尤其需要谨防低质量经济活动,尤其是非生产性活动的受益者绑架政策决策,使国家脱离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轨道。

  二是需要促进带动效应强、协同程度深的产业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浪潮都不是普惠式的,成功抓住技术红利的国家往往是少数。这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各种制度体系的激励、引导和培育功能,也在于抓住了正确的行业、产品和技术窗口。当前,以智能制造、纳米技术和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切换,为后发国家抓住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会窗口。因为在一种新的技术长波启动之初,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由于对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路径依赖弱于发达国家,后发国家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出现初期反而具有后发优势。

  从历次技术长波的历史观察,在一个新的技术长波进入导入期之后,一国能否成功地保持新技术长波中的领先地位或实现赶超,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在关键投入也即动力部门中取得领先地位;二是能否快速地让动力部门、主导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形成利润和生产率提升的正反馈。这两者既取决于技术能力(知识积累),也取决于生产能力(规模经济)和生产体系的多样化程度(网络经济)。尽管中国目前存在着核心技术不足、基础科研薄弱等不利因素,但应看到我们有全产业链之间的产业协同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意味着产业协同的“需求引致创新”潜力极为巨大,而强大的工程能力和全产业链工业体系也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提供了有力支持。庞大市场形成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部门多样性形成的网络经济,为中国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降低,使新技术更容易得到市场回报,进而激励企业投入研发;产业部门多样化则有助于形成新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技术耦合和互补效应,促进新技术的扩散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

  结 语

  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障。而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具有的特定性,对我们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抓住和突破重点,促进以创新、绿色、协同、开放、共享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也更复杂的要求。系统性地、前瞻性地审视产业布局,发现结构性缺陷并进行针对性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和保障高质量经济活动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一方面,需要依托强大的国家能力打破利益集团阻碍,引导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并充分发挥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利用现有的工程能力、市场规模和产业链优势,促进产业协同和技术升级,进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杨虎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JL0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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